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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雨

1945年日本战败后，麦克阿瑟当上了盟军总司令，全权负责日本的战后事宜，从此在日本当了六年的太上皇。麦克阿瑟在日本期间，日本人似乎忘记了曾经的仇恨，而且对他尊敬有加。




1951年，麦克阿瑟卸职离任，准备返回美国。当他离开的时候，数百万日本人走上街头夹道欢送，让人不禁大跌眼镜。这位手上沾满了日本人鲜血的人，为何离开时日本人会夹道欢送？




首先，饱受日本军国主义残害的日本人民迫切需要安定生活，麦克阿瑟在日本期间，主持制订了包括宪法在内的一系列民主法律，废除了军国主义，并且保留了日本人的情感符号—天皇。




其次，日本人是一个崇拜强者的国家。这和日本的教育方式和价值观有关，是一种根植于骨子里的天性。




十八世纪初，美国海军在佩里率领下，以四艘军舰，300多人，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当时日本尚是一个未开化、非常落后的国家。据说因为美国军舰涂有防腐料，颜色为黑色，好像黑乎乎的怪兽，不知军舰为何物的日本人惊慌地把军舰称为“黑船”；船的动力是蒸汽机，速度令日本木船望尘莫及；佩里使用的洋枪洋炮，更让日趋式微的幕府的武士们看着胆颤心惊，进而丧失了战斗的意志。




当时佩里进日本，只是以军事实力相威慑，并没有动刀动枪去打，最后与日本签订了条约通商条约。虽然也是不平等条约，但在日本人看来，美国人本来可以打，甚至可以灭掉日本这个国家，却不灭，反而要与日本贸易，要打破日本原有的陈旧腐朽制度。




佩里用巨大的黑船和利炮震撼了风雨飘摇、闭关锁国的幕府，也正是佩里敲响了日本“亡国灭种”的警钟继而使日本人改变了国运，所以日本人要感谢这位侵略者。为此，日本人在横须贺的东南部东京湾的入口处—久里滨为佩里塑了雕像。




1945年9月2日，麦克阿瑟在受降仪式上签字

像尊重佩里一样，麦克阿瑟和美国就是日本人眼中的强者，在强者面前，他们就像温顺的绵羊，连反抗的想法都没有了。

   

第三，麦克阿瑟虽然指挥美军击败了日本，消灭了上百万的日军。但这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战争，麦克阿瑟作为一名军人，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官，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错误。麦克阿瑟对部属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他的军人尊重日本人、尊重他们的信仰，尊重他们的人格。日本人虽然恨麦克阿瑟，但只是国家恩怨，与个人无关。



第四，在麦克阿瑟的斡旋下，几乎是强迫杜鲁门让美国为战后的日本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如粮食、医药等生活必需品，他把军队战争结束时剩余的粮食，全部运到了日本，帮助日本渡过了难关，让无数日本人避免饿死。日本人渐渐地将对麦克阿瑟的感激取代了最初的仇恨。




第五，麦克阿瑟几乎是按照自己个人意愿对日本进行强制的现代化改造，他摧毁了财阀体系，在日本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商业等各个方面，铲除了日本的封建残余和军国主义，向日本输出西方价值观，缔造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文明国家，麦克阿瑟对日本的贡献非常巨大。




可以说，没有麦克阿瑟就没有现代文明的日本，没有麦克阿瑟就没有现在发达繁荣的日本，麦克阿瑟就是日本的“英雄”，所以，在麦克阿瑟离任的时候，日本人才会对他依依不舍，纷纷走上街头为他送行。




历史总会有那么多的不可思议！战后的日本一度就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实际统治下，他没有让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也没有对日本军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更没有对反对他统治的日本国民进行残暴的镇压，而是像对待自己的子民那样，帮助日本发展经济，对日本社会进行现代文明改造，使战后的日本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就是日本国民为他塑雕像，像日照大神那样崇拜他、敬重他的真正原因所在！

巴山雨

“盟军总司令部的职责并非抑制日本，而是使它重新站起来。”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太上天皇从天而降

1945年8月12日，44岁即成为美国陆军史上最年轻的少将、历任陆军参谋长、远东美军司令官的盟军西南太平洋方面军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任命为对日占领的最高责任人——盟军最高司令官。3天后日本投降。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像麦克阿瑟在战后的日本那样被赋予如此重大的责任，面临那样巨大的挑战。作为盟军的最高司令官，年届六旬的麦克阿瑟是一个拥有7500万人民的国家的绝对统治者。作为他战功卓著的一生中的顶峰，按照麦克阿瑟自己的话说，他“对日本国民拥有无限制的权力，历史上任何殖民总督、征服者或者总司令官都未曾拥有过我对日本国民所拥有的权力，我的权力是至上的”。事实上，在随后的5年7个月（至1951年4月11日）中，麦克阿瑟是位居日本天皇之上的“太上天皇”。

1945年8月28日，一支人数很少的美军先头部队进入日本。两天以后，麦克阿瑟乘坐C-54运输机降落在神奈川厚木机场。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当时仅仅在关东平原就保留着23个师仍未解除武装的日军作战部队；但麦克阿瑟执意降落在厚木机场这个神风特攻队的训练基地以显示自己胜利者的姿态。好在一切平安无事，飞机平稳地落在机场上，麦克阿瑟口叼玉米芯烟斗步出机舱，平静地表示“墨尔本到东京真远，看来这条路已经走到底了”。

随后麦帅登上一辆出厂年份不明的美国林肯牌轿车前往横滨的下榻酒店，其他美军军官也在后面的车队里找到了各自的座位，用麦克阿瑟的作战秘书惠特尼将军的话说，这“是一大串我所曾见过的最破旧的车辆，是日本人能为驶入横滨之行凑起来的最好的交通工具”。日本当局为了保证麦克阿瑟一行的安全，在前往酒店短短36公里的路上，动用了两个师团多达3万荷枪实弹的士兵，在车行道两侧站成壮观长列，背朝大路为车队担任警戒。

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全球瞩目的投降仪式之后的9月8日，麦克阿瑟一行的车队穿过22英里的废墟，驶向巨大而豪华的美国驻日使馆大院——这座使馆除了办公大楼有所损坏外，基本在美军对东京轰炸中幸存下来。在升旗仪式上，麦克阿瑟一声令下“把我们的国旗展开，让它在东京的阳光下光荣地飘扬”，1941年12月7日在国会上空和投降仪式时在“密苏里”号上空飘扬的同一面旗帜在军号声中缓缓升起，通往东京的漫长路程终于走到头了。

麦克阿瑟将自己的司令部设在东京商业区第一大厦，对面就是皇宫护城河。从这一刻起，他正式拥有了对日本的绝对权力，但是，权力是一回事，如何支配权力又是一回事，摆在面前的实在是个烂摊子。历史上鲜有国家及其人民有比日本人民在战争结束时受到更彻底的破坏。日本遭受的不仅是军事溃败，不仅是军队覆灭，不仅是工业基础消灭，甚至不仅是自己的国土历史上第一次处于外国军队的占领之下。他们许多世纪来珍视的对日本生活方式的信仰，在彻底失败的极度痛苦中破灭了，这样一种冲击很可能比在现代史上所经历的一切灾难都大。

麦克阿瑟的任务，就是重建这个几乎被战争彻底破坏了的国家。在总部迁入第一大厦时，麦克阿瑟曾公开声明，“盟军总司令部的职责并非抑制日本，而是使它重新站起来。”在他眼里，此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一所把一国人民从极权主义军事统治下解放出来和从内部使政府自由化的大实验室了——这已经大大超过摧毁日本再次发动战争的能力和惩治战犯这两项盟国原先制定的目标。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的麦克阿瑟已经拟定了想要遵循的各项政策：首先摧毁军事力量、惩治战犯；举行自由选举建立代议制政府，使宪法现代化；解放农民，建立自由劳动组织，鼓励自由经济，取消警察压迫；新闻自由、教育自由、政教分离……这将是佩里提督迫使日本开国以后百年间的第二次“维新”，一次彻底的现代化变革。

会见天皇与人格宣言

与二战结束时的德国不同，投降时的日本国家机器仍在运转。在裕仁天皇宣布终战诏书后两天新成立的东久迩宫（裕仁天皇的叔叔）内阁的主要课题就是完成“终战”任务，当务之急是解除国内和海外的近700万日军武装并帮助盟军顺利进驻日本。在当时的日本，如此艰难的任务只有这个日本史上唯一的一个皇族内阁能够承担——即使在对付拒绝投降的军队时，也必须派遣三位皇族去中国等地说服这些军队投降和复员。

这时，裕仁天皇本人的命运，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同为发动侵略战争的轴心国国家元首，纳粹德国的元首希特勒已在地下室自戕，意大利的王室也在战后的一场公民投票后被废黜；唯有裕仁仍然安居在天皇的位置上。显而易见这是不合情理的，当时的英国和苏联舆论，以及为数不少（30%）的美国人都闹着要处决裕仁——只有中国的蒋介石主张由日本人民自行决定裕仁和天皇制的命运。盟军总司令部的法务处长加本特也已经放出话来：“如有确凿证据，不妨将天皇列为战犯进行审讯”。

在舆论的重压下，因对自己的前途毫无把握而惴惴不安的天皇裕仁只得降尊纡贵，轻车简从，于1945年9月27日前往美国大使馆前来拜访麦克阿瑟。美军的摄影人员早已恭候多时，拍下了裕仁与麦克阿瑟的历史性合影。照片上的麦克阿瑟元帅穿着便装，连领带也没系，两手叉腰、摆出一副“花岗岩面孔”傲然而立；而身材矮小的天皇则是身着昼礼服，肃然站立；一副毕恭毕敬的姿态。这张照片在日本各大报纸上刊登，立时犹如当头一棒般给了日本国民极大的冲击，清楚无误地显示出“败战”的现实与天皇隶属麦克阿瑟的地位，给人的印象较之洋洋万言的文章更加强烈，以至于恐惧天皇威信随之扫地的日本内务省下令禁止发售所有刊载天皇与麦克阿瑟会晤消息的报纸——结果这道禁令马上被盟军总司令部撤销，再一次显示了谁是日本的真正主宰。

裕仁与麦克阿瑟进行了40分钟的会谈，其具体内容今天已成历史之谜。按照麦克阿瑟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的说法，当时天皇表示“我在国民进行战争时，对政治、军事两方面所作出的一切决定负有全部责任。我本人是为了表示愿意接受你所代表的诸国的裁决而来拜访的”。但是1975年公布的在场翻译奥村胜藏记录的笔记与之大相径庭，裕仁的表态是“关于这场战争，我本人是极力想避免的，因此最终看到战争爆发这一结果，感到非常遗憾”，根本就没提到战争责任问题。

无论这场会谈真相究竟如何，天皇得救了。麦克阿瑟认为:“没发一枪，没流一滴血，就占领了日本，这证明了日本天皇的力量非常强大。对日本来说，天皇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要协助日本维护天皇制。”为此，麦克阿瑟曾警告华盛顿，如果将裕仁列为战犯，那至少需要100万人的援军，如果天皇作为战犯受到控告或被绞死，那么整个日本就必须建立军事管制政府，而很可能爆发游击战争。于是，天皇的名字从最初拟定的战犯名单上勾销，这一切是裕仁本人所不知道的。

不过，美国需要的只是利用裕仁天皇，以实现在远东的战略目的；绝非原封不动地保全日本的天皇制度。1946年1月1日，在盟国方面的压力下，裕仁发表了自我否定“神格”的新年《国运振兴之诏书》（通常称为《人格宣言》），第一次承认天皇“和诸等国民之间的纽带，是依靠互相信赖互相敬爱所形成并非是单靠神话传说而生出。而说朕是神，日本民族有比其他民族更优越的素质，拥有能扩张统治世界的命运，这种架空事实的观念，也是无根据的”；从而彻底动摇了鼓吹天皇是“现人神”，日本是“神国”这一明治维新以来军国主义观念的基石。

美国制造的和平宪法

既然天皇的神格都已经否定，以此为前提的明治宪法已经变得不合时宜，这部《大日本帝国宪法》因其极度限制了国民的基本人权，被视为实现《波茨坦宣言》的一大障碍，修改宪法遂提上了议事日程。

1945年10月，继皇族内阁后成立的币原喜重郎内阁就接到了“使（日本）宪法自由主义化”的指令，着手进行旧宪法的修改工作，并于1946年2月8日向盟军总司令部提交了政府的草案。结果，这部草案与明治宪法相比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旧宪法是“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草案改成“最高不可侵犯”；在19世纪制定的旧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草案拟定者大概晓得如今有了空军，与时俱进变成“天皇统帅军队”。更有甚者，草案说明里居然嚣张地写道“由天皇统治日本是从日本国有史以来不断继承下来的，维持这一制度是我国多数国民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心”！

显然，这一草案与盟军总司令部彻底废除明治宪法的初衷大相径庭。既然连素以亲美著称的（曾任驻美大使及华盛顿会议日方全权代表）币原喜重郎都有负众望，盟军总司令部干脆撇开日本人另起炉灶，按照麦克阿瑟所提出的改正新宪法三原则，即人民主权、放弃战争、废除“华族”等封建制度自行制定日本宪法。

几天之后的2月12日，高效率的盟军总司令部就拿出了一份内容极为进步的日本宪法草案。在这个草案的基础上，诞生了日后的《日本国宪法》。宪法规定：天皇是世袭国家元首，而统治权在人民手中；日本完全放弃战争，禁止拥有军队；废除华族的一切特权。据说当麦克阿瑟的助手阿尔蒙德将军把新宪法的草案交给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吉田茂手中时，吉田茂只说了一句话：这无异于革命! 1946年3月5日和6日，盟军总司令部和日本内阁先后批准了这部宪法。麦克阿瑟得意地发表声明，“天皇陛下和日本政府能够给日本人民一部经过我批准了的全新和开明的宪法”。不过在法律上这部宪法正式公布要到当年11月3日，实行更晚至1947年5月3日。

这部宪法的核心，也是最与众不同之处是第9条，也就是这部宪法被称为“和平宪法”的原因。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真诚地祈求基于正义和秩序之国际和平，永久放弃行使国家权力之战争、武力威胁以及武力之行使，不以之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为达到前项之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力，不承认国家交战权。”放眼当今世界，也唯有《日本国宪法》明确记载“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力”。

由盟军方面越俎代庖并要求日本全盘接受的“和平宪法”的美国味道是如此之浓，在后世甚至被揶揄为“麦克阿瑟宪法”。这也成了日后日本右翼政客要求修宪的借口之一：日本宪法应由日本人制定。但是令这些右翼政客无比失望的是，在刚刚过去的世界大战中才经历过母丧子、妻丧夫的痛楚的日本人民对美国人强加的“和平宪法”却是的的确确诚心拥护。根据《每日新闻》在1946年5月做的民意调查，赞成“放弃战争（即宪法第九条）”的高达70%，反对的仅占28%。就连日后积极主张修改宪法，重整军备的芦田均（时任众议院宪法改正特别委员会委员长，1948年曾任日本首相）也坦承“横躺在那里的数十万的尸体，灰烬中的窝棚里朝夕不曾干过的孤儿寡母的泪水……对战争的抛弃、对更高文化的追求、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以战败为契机使我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大变革之路”。

根据美版新宪法的精神，1946年4月10日举行的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完全自由的普选，打破了日本若干世纪的习俗和传统。1300万妇女第一次拥有了选举权；整个日本的政治生活面貌都被改变了，在466名新选出的国会议员中，竟然只有6个旧的职业政客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农民、教师、医生和工人出席了一度充斥律师和企业家的国会，其中包括破天荒的38名女议员，甚至还有一名妓女以25.6万票当选。麦克阿瑟自承，在驻日占领当局所完成的一切改革中，“感到最惬意的无过于妇女地位的改变”。

“给我面包或是给我子弹”

麦克阿瑟的占领当局所付出的努力不只限于政治改革方面，在范围上要广泛得多。

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日本已是一个民穷财尽的国家，城市和工厂被毁，对外贸易断绝。日本本土列岛的四个大岛，没有一个能以任何生活必需品用来供养其居民。日本只有16%的土地可以用来耕作，主要农作物大米无法自给，需要进口弥补缺口（1937年到1942年平均每年进口180万吨）。但由于战争的破坏，国内粮食减产（1945年日本粮食产量不到1942年的一半）；由于缺乏商船，进口也停止了，甚至连日本出产的农作物都无法从产地运出。1946年时，城市居民每天每人只有区区4两大米（还混有红薯等杂粮）的配给，按热量计算每天仅有1290卡路里（正常标准是2300卡路里）。就连这少得可怜的配给到1946年5月也难以为继，东京练马区的大米配给就延迟了20多天。农林大臣松村亲自到农村东奔西走，恳求农民交售大米。东京的火车和郊区电车都挤满了下乡用值钱物品向农民换粮的市民，出现了空前的交通拥挤现象；“剥笋生活”一词风靡日本，这一词汇比喻当时人们的生活就像竹笋的皮一样被剥得精光，反映了当时城市居民变卖衣物糊口的悲惨处境。可是农民也不愿意用农产品交换因通货膨胀而大幅度贬值的货币，只想换取衣服等日用品，而且故意不向政府交售只能得到少量金钱的粮食。

当时，有人悲观地预测，一场将导致饿殍遍地的大饥荒近在眼前，日本全国将饿死一千万人（相当于全国人口的七分之一）。后来，农林省进行了计算，结论是日本必须在1946年秋收前进口450万吨粮食（后来证明这个数据略有夸大），否则就真的有饿死人的危险。

就连麦克阿瑟自己也亲身感受到了日本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在他抵达横滨下榻酒店的当天，酒店以隆重的礼节欢迎这位太上皇入住，结果到了吃饭时间却只能拿出一点冰冻鳕鱼和一盘醋拌黄瓜。本来做鱼的沙司里要有鸡蛋，结果偌大的酒店居然找不到鸡蛋！这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后还是从美军司令部里拿来牛肉、面包、葡萄给酒店厨房，才算没有让麦克阿瑟在登陆日本第一天就饿肚子。

于是，麦克阿瑟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以防止灾难的发生。作为第一步的临时性措施，麦克阿瑟严令美国占领军不得从日本人那里拿——甚至买——食品。盟军最高司令部把能从美军基地搜罗的所有粮食分发下去，并发放了没收的日本军用服装，包括2100万双袜子、700万条毛毯、500万双鞋（用于城市居民向粮农交换粮食）。接着，又从集结在太平洋区域的美军补给品中向日本投放了350万吨食物。这在华盛顿引起的震动如同在日本列岛一样猛烈，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来电愤怒地质询，为何要把陆军拨款用于养活前不久的敌人。麦克阿瑟对此回应道：“切断日本的救济供应会引起无数日本人的饥饿，而饥饿将产生大规模的不安、骚动和暴力行为。给我面包或是给我子弹。”

他得到了“面包”。光是在1946年5月到10月之间，美国占领当局就向日本人发放了60万吨大米和罐头食品。6月份东京地区配给的大米有62%是进口大米，横滨则是41%；到了7、8月份，两地100%的配给大米都是进口的。就全国而言，进口粮食占消费量的比例，7月份是34.2%，8月份是33.5%，9月份是27.2%。换句话说，在第三季度中，美国几乎向日本提供了所需粮食的三分之一，正是由于这种规模的美国援助才使日本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饥荒。不知不觉间，麦克阿瑟通过拯救日本国民的胃，征服了日本国民的心。

土地改革与摧毁财阀

美援拯救了饥饿的日本人，但麦克阿瑟并不想永远养活日本人。要解决日本人的吃饭问题就需要根本上改革当时日本的土地制度。当时日本农村广泛存在的寄生地主制严重束缚了农业的发展，一半可耕种的土地“由佃农根据高租契约，在一些地区甚至按照独断专行的地主强加的近乎奴役般的条件进行耕种”，高额地租使农民陷于贫困，佃农无法靠务农养家糊口，只能去当兵吃饷，而封建地主经济下的农村贫困化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根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土改不但能解决日本的农业问题，还能消除孵化军国主义的温床。

1945年10月，币原内阁制定了一项土地改革草案，规定地主保留出租地最高限额为3公顷，但内阁会议讨论此案时，把它增至5公顷——实际上除了地广人稀的东北地方与北海道，拥有这么多土地的地主大概不到地主总数的2%——此即所谓第一次土地改革法。此法公布后引起猛烈抨击，美国占领当局对此极其恼火，盟军总司令部和对日理事会先后发表声明，“劝告”日本进行彻底的农地改革。

盟军总司令部的“劝告”意味着麦克阿瑟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不可动摇的意志。日本政府只能接受，并在1946年10月提交国会通过。此法案于当年10月21 日公布，被称为第二次土地改革法。农地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以两年为期，征购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出租地，在村地主超过1万平方米的土地（北海道放宽到4万平方米）； 第二，转卖给佃农和有能力的经营者；第三，组成农委会，地主、自耕农、佃农各 1人。农地改革前，租佃率高达46%，农地改革后，租佃率降至不足10 %。

按照这一方案，日本政府总共从252万户地主手里购买了相当于总耕地面积35%的土地，卖给了420万户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当然这只是象征性的买卖，实际上就是抢夺。当时国家强制收购地主1000平方米农田的价格，一年之后居然买不到一公斤大米。毫无疑问，地主阶级进行了对改革的抵制。曾有这样一则事例，富士见町某村一个地主从苏联战俘营撤回日本后，发现自己的上好土地转到了佃农名下，怒不可遏，认为自己为国作战，吃了那么多苦，不仅未得到奖赏，反而自己的土地被剥夺，于是用猎枪打伤了一名农地委员的手指，结果该地主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美军枪炮的保驾护航下，土地改革顺利推进，地主只能选择接受现实。

改革的结果是，到1950年，日本85%的可耕地属于自耕农。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不论在政治，或经济方面，都已经消灭了。在麦克阿瑟看来，“土地的重新分配筑起了一道坚强的堡垒，阻挡了共产主义向日本农村的任何传播，现在每一个日本的农民按其本身资格来说就是一个资本家了”。撇开其中浓厚的意识形态斗争味道不论，农地改革的确堪称日本各项战后改革的模范，农地改革完成后的1952年农业生产已较战前最高值增长了11%。

同样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柱与日本战争经济根源的财阀也遭到了与地主同样的命运。在二战前，人称“只要有财阀在，日本就是财阀的日本”。为获取廉价的生产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财阀始终鼓吹对外实行侵略和扩张，它是地地道道的战争祸源。在麦克阿瑟眼中，几十年来，这些财阀（他称之为“实施一种私人社会主义的日本十个左右的家族”）控制了90%左右的日本工业。1945年10月，麦克阿瑟致书当时的币原首相称:“日本的经济机构应当实行民主主义化”，宣告了财阀们的末日。

解散财阀，首先是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为对象的。1945年11月1日，盟军总司令部根据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声明，正式对日本政府发出了解散财阀的基本指令。其手段主要是解散持股公司、取消财阀家族对企业的支配权、将股权所有分散化，即分别破坏财阀金字塔型康采恩的制度、人事和物质基础。1947年11月，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两公司被盟军司令部直接指令解散。前者被拆分成约200家公司，后者被拆分成139家公司。当然，与土地改革一样，对于这些行业中的股份并没有无偿地予以没收，作为财阀的股东得到了报偿，同样与土地改革一样，这些折算成国债的补偿只是象征性的，很快随着剧烈的通货膨胀变得一文不值，旧财阀对日本政局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此不复存在了。

最伟大的殖民总督

作为职业军人，麦克阿瑟自然不可能忘记对军国主义的清算。他下令解散日本的大约1300个右翼团体，开除20余万人的公职，释放政治犯，并将28名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甲级战犯交给远东军事法庭审判，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

不过，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铲除得并不彻底。即使受到审判的甲级战犯多数不久就获得释放，被处以极刑的仅7人。大量的乙级、丙级战犯被免于起诉。甚至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充当证人的就有策划和参与侵略战争的骨干分子；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法西斯分子石原莞尔就坐在了证人席上。他在军事法庭上竟狂妄地说：“我是战争罪犯，请军事法庭把我当作战犯对待”公然藐视法庭，这简直是对远东审判的莫大讽刺。然而即使如此不彻底的东京审判，今日日本右翼分子还在企图翻案。

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展开，对军国主义不彻底的清算被扶植日本重整军备代替。1950年1月1日麦克阿瑟在新年致辞中宣称：“这一（和平）宪法规定无论以何种理由，也绝对不能解释为全然否定了自我防卫之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不啻主动送给日本右翼一个突破宪法第九条的理论依据。时任首相的吉田茂心领神会，立即在1月23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放弃战争“决非意味着放弃自卫权”。并不健忘的人们还记得，同样是这个吉田茂，1946年6月28日在众议院大会上回答日本共产党议员野坂参三的质询时曾说过：“我认为承认正当防卫权往往会成为战争的诱因，承认正当防卫权本身就是有害的”。

随着1951年9月8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虽然当时麦克阿瑟已经离任），日本作为亚洲最大的反共堡垒被完全纳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之中。日本通过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以换取美国对日本安全的保障，同时，在反共的旗帜下，日本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进行军备也得到了美国的承认和支持。

无论如何，正如日本学者阪本义和所说的“离开了盟国的对日占领，现代的日本是不可想象的”。裕仁天皇曾经不无肉麻地表示：“佩里提督打开了美国通向日本的大门，而麦克阿瑟将军却打开了美国通向日本人的心灵之门。”当麦克阿瑟因在朝鲜战场上与杜鲁门总统发生分歧而被解职后，吉田茂首相向全国广播，褒奖“麦克阿瑟将军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所取得的成就是历史上的奇迹之一。是他把我国在投降以后从混乱和衰败之中挽救过来并把它引上了恢复和重建的道路”。这并非过誉之词。

1951年4月16日，麦克阿瑟乘飞机离开日本。100万日本国民涌向东京美国驻日大使馆到厚木机场的路边，向这位刚刚卸任的盟军最高司令官告别。三年后，在第一个《日美和亲条约》签订100周年之际，日本国政府又授予麦克阿瑟“泡桐花旭日”大勋章，这是仅授予君王和政府首脑的最高奖章之一。直到6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从政治、经济到军事的方方面面，仍可以发现麦克阿瑟和他的美国占领当局所留下的深刻烙印，远不止一部“麦克阿瑟宪法”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堪称“最伟大的殖民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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